前言
如果你尚未开始国际关系的学习，或许可以通过这篇文章一窥究竟，了解国际关系学到底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学习国际关系学。
一、国际关系学是什么？
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Relations）是解答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走向的学科。两国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友好，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些必然的因素。而国际关系学就是尝试去剖析这些因素，研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战争，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避免战争等问题。当然，随着人类世界的进步，国际关系学的观点也在不断地被革新，正如政治学一样，不同体制和机构的发展与诞生为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先驱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关系学尝试去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如同千千万万个学科一样，不同的理论派系将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举个例子，比如小明和小王打架了，有人会认为他们两人对于对方都存在者不同、却十分严重的偏见（建构主义），有人也会认为小明高大强壮，他们矛盾已久，小明自然会尝试去打一架涨涨威风（现实主义）。甚至还有人会认为，小明和小王因为没住在一间宿舍。要是他们住在一间宿舍的话，他们互相依赖的关系就不会导致他们打架了（自由主义）。
在本篇文章里，除了会给出关于上述的三种派系的定义，我也会代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例，为各位解析在复杂的世界大战格局中，国际关系学是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的。
二、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有哪些？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要强调理论（Theory）是什么意思。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理论似乎是某种笃定的解释和事实，代表着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被这样解释，或者是这件事情本来就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理论更像是一种假设，由一群学者通过一个视角去假设事情发生的原因。在这个理论未被完全证实之前，我们无法认为这个理论就是一个事实。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学中，我们一般认为存在三种流派。其一是现实主义（Realism），强调力量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其二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强调外交和相互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其三则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强调文化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别着急，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我会用例子去一一阐述它们是如何被分类的。
三、囚徒困境中的国际关系
A.囚徒困境是什么？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
在这个困境中，对于陌不相识的两个人来说，互相揭发是对个人来说的最优策略，也是检方使用囚徒问题来作为询问手段的原因。但如果这两个人先前认识呢？如果这两个人本来就互相信任呢？在不同的视角下，不同学派对于打破囚徒困境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B.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囚徒博弈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囚徒困境是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情况。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都是独立和自我的个体，这些个体追求和平（即合作）而排斥武力（即揭发）。他们希望能够有更低的风险和更和平的国际关系策略，比如双边裁军（即合作，仅判刑3年）。但是一个国家在解除武装（合作）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对方进行武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导致本国领土和主权的丧失，甚至丧失独立和自由（即一个揭发一个沉默的10年判刑）。这种情况就是现实主义所认为的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
在这种安全困境下，尽管两个国家都不希望武装自己，但他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本国选择不武装就需要承担风险，这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承受的。从另一方面考虑，如果两个国家都选择武装，他们尽管可以尽可能地保护领土和主权，却又不得不承担增长的战争风险。因为战争的风险至少比丢失领土和主权的要低。
因此，从现实主义视角看来，国际关系实质上就是双边武装和冲突（即两边都揭发，各判8年）。而这种矛盾因为上述的“安全困境”，无法被解决。因此，国与国之间将陷入军事竞赛的僵局。
例如美俄之间的军备竞赛
C.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囚徒博弈
自由主义者认为，尽管囚徒困境实质上存在于国际关系中，但这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情形和主导因素。他们认为，在讨论囚徒困境的解决方法是，现实主义者忽略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重复互动，共同目的和技术变革。在原始的囚徒困境中，囚徒不允许互相沟通、建立信任，他们只进行一次博弈。但是，如果他们被允许多次进行博弈呢？如果他们可以在监狱里沟通并且建立信任呢？
在博弈论中，重复博弈的过程被称作为未来的阴影，即囚犯必须要一遍又一遍的博弈，甚至在未来的每一天都必须再来一次。只要他们不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游戏，他们就有可能会互相建立一些信任，这就大大降低了一方揭发一方沉默的可能性。
双方沉默的情况实际上就达成了囚徒困境的最优解，这也是自由主义理论所期盼的最终结果。基于这些分析和理解，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国与国之间能够有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并且建立外交关系和共同场景（比如共同解决环境问题和学术合作），那么国际关系就可以克服安全困境，避免暴力和战争。
另外，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国际关系中的许多目标是共同和互利的，而不是自私和冲突的。那么，如果我们改变对囚徒困境最初版本中囚犯目标的假设呢？让我们假设囚犯们对释放不那么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通过减少典狱长能够关押囚犯的总年数来挫败典狱长。这样囚犯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自私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犯依然会保证沉默，毕竟沉默的总年数不过是6年。
在现实世界中，两个国家常常为了增加财富而进行交易，而不是争夺一方的收益而损失另一方的利益。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诞生正是一个经典的非零和博弈的案例。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贸易经济联盟（自由主义，外交和沟通），欧盟成功地降低了内部领土危机的风险，并降低了军事力量在欧盟内部的重要性（现实主义，力量），并产生“一个欧洲”的共同身份认同（建构主义，文化和认同）。
此外，如果监狱长改变了最初游戏的收益或结果会怎样？例如，如果两个囚犯都选择招供，那么他们的惩罚将会变成死刑。类似的，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发展核武器增加了军备竞赛和战争的惩罚。核武器增加了各国相互军备的危险，正如死刑增加了囚犯相互叛逃的代价一样。
这种结果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囚徒寻求更共同的目标，比如以更少的个人自由共同生存。虽然结果并不确定，但它们比最初的游戏有所改善。因为改善后的游戏更倾向于合作。如果另一个囚犯不合作，10年的监禁惩罚仍然远远低于死亡。
另外，技术变革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例如，它可能会降低成本或增加合作的收益而不是增加叛逃的成本。举例，如果我们把一个囚犯揭发而另一个囚犯沉默的惩罚从10年降低到5年。那么当囚犯选择合作时(3年)，他们面临的风险将会比揭发（8年）要小。在改过结果的游戏中，如果囚犯猜错了对方的决策只会面临五年监禁的风险。因此，囚犯也更会选择合作。
从现实角度出发，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进步就是降低成本或增加合作收益的现实例子。如果所有国家都拥有这样的防御系统，它们可能更愿意在核危机中进行合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另一个国家发动攻击，那么第一个国家仍然可以在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发起反击。
D.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囚徒困境
如前所述，建构主义强调身份认同和文化对关系的影响。
因此，建构主义对原囚徒困境博弈所描述的情形又采取了新的假设方案。它挑战了一种隐含的假设，即囚犯仅具有自我利益，而不关心其他囚犯的后果。但如果两名囚犯的身份和报酬相同，即使情况相同，他们的行为也可能不同。
举例，如果这两名囚犯都是黑手党成员（黑手党：一个地下犯罪组织，其成员发誓绝不告发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也绝不泄露任何有关其犯罪活动的信息，这个誓言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这个案件中，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招供是因为他们对黑手党法典的服从已经内化，变成了他们个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如果囚犯能够知道另一个囚犯也是黑手党成员，那么他决不可能选择告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囚犯必然会选择继续保持沉默。
同样，建构主义观点认为，两个国家的行为可能会因各自的身份而有所不同。他们可能视对方为敌人、对手或朋友，这取决于他们个人和社会身份的构建方式。因此，民主国家对彼此的态度比对专制国家更为和平，认同共同国际准则和理念的国家与那些认为自己在权力平衡中挣扎的国家表现不同。上个世纪的朝韩两国和两岸关系都是敌对认同的案例。正是因为在身份认同上产生的巨大差异才导致了外交关系的恶化。
